陈宏谋被梁启超和钱穆低估了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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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威廉在《救世——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》中，显示了历史社会学的野心与局限。他对材料运用的细致令人惊叹，然而缺乏格局，恰如醉汉在路灯下找钥匙——遗憾的是，陈宏谋并非恰当的路灯。而他打倒“中国停滞论”的企图，也并没有在本书中实现。
陈宏谋其人
陈宏谋（1696-1771）是18世纪清朝统治精英最杰出、最有影响的汉族官员。从1733年到1763年的30年间，他出任12行省，22任官职，是清朝历史上担任巡抚时间最长、调任职次数最多的地方官员。他的任职覆盖了从云南到江南、从甘肃到广东的清王朝大片版图。每到一地，陈宏谋必先了解当地的社会环境，精心治理，其见识往往超乎寻常。因此，哪里有危机，他就被皇帝派到哪里。在晚年，他被提升为显赫的东阁大学士和太子太傅。此后，他身患重病，奏请解职归里。1771年，乾隆两次拒绝他的辞呈，并赐诗一首。
直到19世纪，陈宏谋才成为被崇拜的模范官员。
罗威廉其书
罗威廉并没有将近700页的《救世——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》写成一部人物传记。本书由三部分共12章组成：家、官、天、学、食、养、生、益、人、治、公、化。作者只在前两章大致勾勒了陈宏谋的家世和为官履历。在之后的数百页，罗威廉以年鉴学派的方法，从为官到做人，从经世到治家诸多方面剖析了陈宏谋的思想与政治生涯。通过人物史写社会史，如第三章“天”和第四张“学”，涉及中国精英的哲学思想和学术传承，第二部分涉及当时的粮食生产和供应，与民生有关的经济问题，农业、水利等等，第三部分涉及种族和等级制度，政府治理，礼仪和教育等等问题。本书涉及范围极其广泛，作者对于史料爬梳的细致令人叹为观止。
罗威廉称，自己想做的主要工作是，深入研究陈宏谋最著名的治理之策，以及他和其他正统精英理解宇宙的本质、人类生存的条件和社会关系基础的方式。
起点 罗威廉看到了不恰当的路灯
周政与秦政、封建与郡县的优劣乃是历朝历代儒生的常谈。如果我们一定要从中挖掘启蒙意义，显然顾炎武和王夫之比陈宏谋更合适。
罗威廉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典范，证明历史社会学在其巅峰时刻可以细致到什么程度，同时也证明缺乏格局感的伪自然科学可以荒谬到什么程度。他对年鉴学派史观的吸纳是显而易见的，但这种方法论也捆住了自己手脚。布罗代尔的深度历史在晚清以前的时代完全没有用武之地，所以《汉口》和《救世》的落脚点都在近代。当然，这样又回到了著名的笑话：醉汉在路灯下找钥匙，因为只有这里才看得见。如果钥匙落到黑暗的阴沟里，他也没有什么办法。
陈宏谋是恰当的路灯吗？早在罗威廉以前，魏源就已经看中了他。清代儒林风气不同于前明，主要是他们自觉地以“实学”（兵农钱谷）抵制“空疏”（心性之学）。晚清儒林的风气又不同于盛清，主要是他们强调“经世之学”相对于“义理之学”的紧迫性。陈宏谋和林则徐都是他们事后挖掘出来的正面典型，塑造典型的价值在于转移世风、而非为真相而真相。因此在他们的笔下，成功官僚陈宏谋仿佛变成了提前出生的冯桂芬。他们的工作为罗威廉打下了基础，使后者在路灯下找到了更加意想不到的钥匙。“经世之学”的好榜样进一步升级为东方的亚当·斯密和魁奈，从而证明“启蒙运动”在中国也存在过。罗威廉的论证步骤如下：
我们知道：欧洲的近代化导致了许多社会压力。例如：印刷术的发展和读书人口的增加，经济发展与职业角色的变化，货币流通和财政税收的困难，诸如此类。
我们知道：压力产生了思想上的应激反应，于是产生了启蒙思想。
难道晚清找不到类似的压力吗？当然能找到！好好发挥一下史料学的高深造诣吧！请看：大运河和长江各口岸的贸易额多么迅速地增加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，朝廷的征税能力却每况愈下。地方官员多么努力地普及基本的文化知识，他们甚至将《圣谕广训》送进了千家万户……
难道晚清找不到类似的反应吗？当然能找到！我们的英雄陈宏谋一点都不比西方同行差劲。他难道没有指出三代之治的美好吗？所谓三代之治，就是以封建纠正郡县之弊。也就是说：他支持地方绅士领导的自治！多么先进的思想！辉格党人反对詹姆斯国王的时候，思想远没有我们的巡抚大人成熟深刻！
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的证据：东方和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，耶稣会早就证明了这一点。“如果这两个世界在精英意识上毫无共同之处，倒是真的值得奇怪了。”（第456页）这的确是毋庸置疑的真理。难道洪亮吉和马尔萨斯不是一起发明了人口论吗？阮元和莱布尼茨不是一起发现了微积分吗？布罗代尔大师告诉我们，世界历史具有共时性。什么是共时性？这就是共时性。我们可以通俗地解释这项真理：只要欧洲有，中国一定有。至少，我们总有办法在众多史料中找到相似性。而且，我们多半能保证：相似性大于张天师与巴斯德的相似性。
路灯是次要的，关键在于：你想找到什么样的钥匙。在中国传统史学中，陈宏谋本人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。他的所有经世思想没有超出临摹朱熹和顾炎武的范围。聪明的读者恐怕早已看出：周政与秦政、封建与郡县的优劣乃是历朝历代儒生的常谈。如果我们一定要从中挖掘启蒙意义，显然顾炎武和王夫之比陈宏谋更合适。朱熹对绅士主持的乡村自治有非常完备的规划，陈宏谋却只有零星论述。至于重农、劝农，老天爷，你能找到没有鼓吹农本的儒生吗？就“我大清”而言，地方官不讲重农，皇上都不会放过他。经世派儒生照例不觉得自己是伟大思想家。相反，他们只是勉励自己要扎实、要实践。他们默认，自己在理论方面不如醇儒、通儒。近三百年学术史没有把陈宏谋当回事，绝不是因为梁任公或钱穆怀有西方中心论偏见，企图埋没伟大的中国启蒙运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