线性思维，是指一种直线的、单向的、单维的、缺乏变化的思维方式。其特点是，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中，置时间空间、环境条件的变化于不顾，固执地只盯着一因一果，用老百姓的话说，就是“一条道走到黑”，“不撞南墙不回头”。实践告诉我们，凡以此种思维方式来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，没有不碰钉子的。以下，以计划生育和延迟退休这两项政策为例，来阐明上述判断。

　　为什么要把这两项政策——尤其是延迟退休目前还只是一种政策设想——放到一起来讨论？这是因为这两者之间有很多的共同点。首先，两者直接涉及的都是人口问题，然而背后则是经济问题，但最终目标本来应该是民生问题。其次，两者看起来都很科学，因为都有非常可靠的人口统计学基础。于是，按线性思维的政策制定习惯，就以此为基点，义无反顾地向着一个“既定”的目标奔去。

　　先看计划生育，其政策过程体现的是这样的逻辑：中国人口太多——就业压力沉重——实行计划生育——控制人口增长。显而易见，纯粹的一因一果，毫不顾忌其他。但是，其他的影响因素是客观存在的，包括社会的、经济的、政治的……其可能造成的最为直接的不良后果就是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，社会学界和人口学界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指出了这一点。

　　具体而言，30多年前，刚刚改革开放，在为马寅初先生平反时，引出了一个话题，“错批一人，误增3亿”。当时中国10亿人，9亿多在农村，2.5亿是食不果腹的绝对贫困人口。庞大的人口，尤其是贫困人口，被认为是“实现四个现代化”的最沉重的负担。所以，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公开信，号召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“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”。实际上，在实践中，“独生子女”政策并不限于党团员。1981年，国家计生委成立；2001年，计划生育立法——计划生育成为“国策”。为了达到降低人口出生率的目标，计划生育在党和政府工作中，被摆在“一票否决”的位置。因此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，只要能够降低人口出生率，无论用什么手段，其“正当性”都得到默认。尤其在农村，为了强制结扎，胡乱罚款、没收财产，甚至牵牛赶猪、抢粮拆房……成了常见的事情。当时，农村基层干部被揶揄为只干三件事——“要钱、要粮、要命”，其中的“要命”就是计划生育。然而，另一方面，就当时的社会氛围而言，计划生育是被当成“科学理性”而逐渐被大部分城镇居民所接受。1990年春晚演出的小品“超生游击队”，曾引起广泛的共鸣，农村的超生子女户成为公众嘲弄的对象。

　　但是，30年后，计划生育政策不受待见了，受到中国社会相当一部分人抨击。即使在人口学家中，对计划生育持批评态度的也不少见。究其原委，就是计划生育使中国社会在短短18年中迅速走向老龄化，而且老年人口迄今仍在激增。另一方面，我们要改变这个既定的政策路径却异常得艰难。即使是现在已经开始实施“单独生二胎”，但相当多的人口学家对未来的“新增劳动力”仍持不太乐观的态度。

　　再看延迟退休，其政策设计体现的是这样的逻辑：老年人口激增——养老压力增大——延迟退休年龄——节约养老基金。据说，这样做，就可以使中国的养老金制度“可持续”。显而易见，同样的一因一果，毫不顾忌其他。但是，其他的影响因素是存在的，包括社会的、经济的、政治的……其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就是就业压力增大，就此而言，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政策思路似乎回到了30多年前的原点上。

　　最近几年，中国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峰值。劳动年龄人口达到了9亿多，但有1亿人左右处于失业或不充分就业的状态。据预测，即使到老龄化最高峰时，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仍然有7亿—8亿。如果劳动力市场的任何环境条件都不改变，那么正好可以做到“充分就业”，当然这是不可能的。尤其在“改变经济增长方式”的大背景下，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被逐渐淘汰，这将失去相当多的就业机会。所以，在今后几十年中，就业问题仍然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负面因素。当然，就业问题也是世界上最令人头疼的社会问题。

　　中国社科院的蔡研究员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数据：中国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在35岁到44岁之间达到86%，45岁到55岁之间不到70%，55岁以上的劳动力就业的只有20%多一点。这说明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其实我们的就业政策是，在不能够做到充分就业的前提下，将老年人的就业机会转让给了中青年人(当然，35岁以下的青年人得益也有限)，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企业改革的初衷。